於右任1962年日記,望大陸詩手跡
  
 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,於右任在臺灣 於媛供圖
  “葬我於高山之上兮,望我大陸。大陸不可見兮,只有痛哭。
  “葬我於高山之上兮,望我故鄉。故鄉不可見兮,永不能忘。
  “天蒼蒼,野茫茫。山之上,國有殤。”
  多年前的一天黎明,在海峽對岸的那個島上,輾轉反側幾乎一整夜的詩人,終於在日記本上寫下了長長短短的句子。他老了,來日無多。遠眺故土,只有痛哭,只能用詩歌排遣心中的鬱悶。後來,人們在他的遺物中發現了這曲不盡的“遺歌”。
  今天是於右任逝世50周年紀念日。不久前,這首又稱為《望大陸》詩的日記手稿,首次回到了詩人的故鄉陝西。小小的日記本紙頁發黃,墨跡也有些淡了,而那一紙的悲壯凄切依然濃得化不開。
  那是一代人胸中激蕩的詩句,那是一代人心底隱隱的家國情懷。
  一冊翻開的本子,靜靜地平放在黃絹之上。幾束白熾燈透亮的光,打在發黃的紙頁上,更顯靜謐。
  2014年10月。西安交通大學博物館。來來往往的觀眾走到屋子當中的玻璃展櫃前,把眼睛儘量湊近些。本子旁邊的小卡片上寫著:“於右任先生《望大陸》詩手稿,即1962年1月24日至25日日記。”
  無一例外,每個觀眾都會一邊看這兩頁日記,一邊喃喃有聲,吟出那幾句詩——
 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,望我大陸。大陸不可見兮,只有痛哭。
 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,望我故鄉。故鄉不可見兮,永不能忘。
  天蒼蒼,野茫茫。山之上,國有殤。
  天明作此歌
  “夜間想起多少好朋友都死去。實在傷心。”
  看上去,這冊日記本不太起眼。墨藍色的封皮有些陳舊了,只有書脊上有一溜不大的楷體金字,是民國紀年和“日記”十來個繁體字。本子32開,20多釐米高,寬約15釐米,有兩釐米多厚,拿在手中頗有些分量。內頁右翻豎排,一天一頁,每頁都有十餘條淺藍色的豎格,頁邊依次印好了日期、星期,還有氣候、溫度和地點。於右任並沒有填註當天是什麼天氣,只是用鋼筆寫下了這首詩。墨水是黑色的,字體是於體草書。詩,是騷體,字句卻通俗極了。
  這一年,於右任84歲。他老了,常常想到身後事。一起筆,他先寫“望我故鄉”,繼而“望我大陸”,但在三章寫就之後,又在每章下方註了數字“2”、“1”、“3”,調整了順序,改成了先“望我大陸”、後“望我故鄉”。在首行的括號里,還特別註著“天明作此歌”幾個字。看來,老人是一夜未眠。
  輕輕翻動這本厚厚的日記,會發現於右任每天的記述都不多,卻在字裡行間流露著無以言說的孤寂。
  “1月9日。我實在支應不了。有說不出的苦。”
  “1月21日。遠遠是何鄉?是我之故鄉。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。”
  “1月22日。葬我在臺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。山要最高者。”
  “2月17日。我在此時真難做人。早想辭職。種種事故做不清楚。滯留而又滯留,謂之何哉。”
  “2月25日。昨晚七時胡適之先生逝世。”
  “3月10日。夜間想起多少好朋友都死去。實在傷心。好朋友之死,早知我對大事之無能。”
  “3月17日。我想,我前要葬在高山上,及今思之,如大太太何。不如說十年後非我子孫將我倆合葬。”
  兩年後的1964年11月,於右任病逝。臨終前,他在病榻上寫遺囑,寫了撕,撕了又寫,始終沒有寫成。整理遺物時,有人發現了這本日記里的“遺歌”,就以此作為於右任的遺願,把他安葬在臺北大屯山山頂。
  青冢幽幽,墓碑上刻著“監察院院長於公右任之墓”,正對著西北方向,遠眺波濤萬頃,海峽那邊,就是大陸。
  “當年青年今白頭”
  老夫人坐在書院門老宅的青石墩上守望,“你大爺到很遠的地方去了,過幾天就回來了……”
  於右任是1949年11月28日從重慶去了臺灣。
  陝西師範大學教授霍鬆林記得,當時,他正在重慶南溫泉教書,11月27日晚,忽然接到老友先一天寄出的信,說於老突然從香港來重慶了,趕緊來見。當晚班車已停,又隔著一條大江,等霍鬆林趕到時,於右任已於28日上午飛走了。又隔了一天,重慶解放。
  2014年3月出版的《鬆林回憶錄》記述,“後來得知,當時蔣介石正在重慶,於老要求蔣介石送他回香港治病,蔣答應派專機送他,但那架飛機卻把他送到臺灣去了。”
  一去不復返。
  2014年10月。陝西師範大學吳家墳老校區。霍鬆林老先生回憶起這段往事,頗為感慨。
  儘管“年紀大了,寫字手抖”,但94歲高齡的霍鬆林還是寫了一篇長達三千字的懷念文章,回憶恩師於右任。在霍鬆林看來,於右任去台之前,是想留在大陸;而被迫去台之後,一直思念大陸。
  回想起來,霍鬆林上一次見於右任,是1949年8月在廣州。當時,於右任拉著霍鬆林幾人的手說,“我很想留你們在身邊,但時局如此,不敢留,你們就去吧。”霍鬆林後來聽他的同鄉、於右任秘書馮國璘說,於先生曾對馮說,“娃呀,去了就回不來了……”
  於右任離開大陸在臺灣整整15年。海峽淺淺,近在咫尺。
  2006年9月出版的《於右任詩詞曲全集》載,1957年,有人說起辛亥時期他創辦《神州日報》的舊事,於右任賦詩感懷:“出亡戮力幾春秋,當日青年今白頭。一夜驚心眠不得,神州舊主哭神州。”
  “神州”,幾乎成了於右任晚年詩篇的主題詞。於右任思念的神州,有他的親人,有希望“子孫將我倆合葬”的原配夫人高仲林。
  於右任去臺灣,高仲林和長女於芝秀留在了西安,就住在南門裡的書院門52號。如今,這裡建起了一座於右任故居紀念館。
  2014年10月。說起往事,西安於右任故居紀念館館長於媛女士輕聲細語:“我把高老夫人叫做‘大婆’呢。”於媛是於右任的侄孫女。當年,於媛的祖父於孝先購置了這個三進的四合院,於右任也曾在此居住。
  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於媛在這裡一直住到了2004年。
  在於媛的印象中,高老夫人衣著乾凈,頭髮梳得齊整整的,在腦後盤著一個髻,總是坐在大宅門左邊的青石墩上,把頭扭向西邊張望。於媛問,婆你看啥呢?高仲林就說,你大爺到很遠的地方去了,過幾天就回來了。
  老太太最終也沒有等到。1972年,年逾九旬的高仲林在這座老宅里去世。前一年,女兒於芝秀先她的老母故去。此時,於右任已離世多年了。
  和老友吃一碗面才能些許快慰
  哎呀,不早說,這面也就是農村老漢吃的,並不要啥技巧,沒想到於先生是個文人,一點也不做作
  於右任在臺灣的住所是臺北青田街7號。2014年4月,於媛去探訪過。幽靜的小巷,嫩綠的枝葉,圍牆有些斑駁了。於右任去世後,房子賣給了別人。
  來台之初,兒女都不在身邊,只有侄女和女婿同住,於右任只能以詩書遣興。在1962年這本日記里,就記有他的這些日常小事。“1月2日。今早寫字。未看書,歉甚。”有時,他也讀讀聖經。
  只是,心還在故鄉親人身邊。3月13日,“今日是大太太生日,敬謹度過。”他寫詩給沒有陪伴在身邊的老伴,《思念內子高仲林》:“夢繞關西舊戰場,迂迴大隊過咸陽;白頭夫婦白頭淚,親見阿婆作艷裝。”
  或許只有和老友一起聊天吃飯,才能讓於右任感到一些快樂。還是在1962年的日記里,“2月4日。今日晚約同鄉數人吃年夜飯。經國先生親送大蝦來。”
  82歲的日本京都人西出義心先生是於右任的“粉絲”,他留心搜集了於右任在臺灣的種種生活細節,簡單而平淡的日子——
  早晨六點起床,早餐有時喝一碗豆漿,吃一根油條。飯後寫字一小時。九點去監察院上班。中午回家吃飯,午飯兩個饅頭,兩盤蔬菜。飯後午睡。下午三點再去上班。六點回家。晚飯常是一碗麵條。晚飯後讀書寫字,常常會客。晚十二點就寢。後來年紀大些了,十點多就休息了。
  在75歲的於中令記憶里,父親於右任喜歡吃面,越硬越好,還喜歡把蒸饃烤得焦焦的吃。
  西出先生也聽說過於右任愛吃麵條。有一次,草書社的同仁請於老吃飯。主事的叮囑大師傅,把麵條做好。廚師聽說是給於老先生做飯,就使出全套功夫,把麵條做得像線一樣細。
  面碗端上桌,於老誇,好好,卻又問,有粗一點的沒有。不一會,端上來燈芯粗的。老漢又誇,好好,再粗一點的有沒有啊。廚師又做了韭菜粗的麵條上來。老漢又問,比這粗的還能做不。大師傅明白了,當下折回廚房做了筷子粗的麵條。於右任一見大喜,臊子一澆,吸溜吸溜吃了兩大碗。
  大師傅半是驚訝半欣喜:哎呀,不早說,這面也就是農村老漢吃的,並不要啥技巧,沒想到於先生是個文人,一點也不做作啊。
  “不置房子不置地”
  “別人有求於我,不要叫人家失望,拿錢去幫。誰都有廉恥之心,不要傷了來人的自尊心。”
  就像照片中的那樣,於右任一生都是著長衫、穿布鞋的模樣,晚年拄杖,仿佛鄰家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老大爺。唯一不同的,是他的大鬍子。
  鬍鬚給人威嚴之感。可美名髯翁的於右任是個隨和的老漢。好多老先生給於媛回憶,宅門從來不設警衛,只要是來看他的,不管是不是飯點,先做飯吃,“生怕把人餓著了”。
  1947年,霍鬆林在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讀書,汪闢疆教授向於右任推薦了家境清貧的霍鬆林,希望找個業餘工作,掙點學費。於右任說,做工影響學業,讓他來見我,我供他。霍鬆林常去於住處論學談藝。每次,於右任都會寫個條子,讓霍鬆林到財務室去,從他的工資中領一筆錢。
  於右任給霍鬆林先後寫過十多張這樣的領款條。最後那次,於右任寫下一個數目,看了看,嘆說,這些金圓券現在只夠換兩個“袁大頭”了。
  2014年10月。霍鬆林老先生在他的書齋唐音閣里講述這段往事,牆上掛著一幀於右任長髯飄飄的照片。
  那是1959年4月11日,於右任在臺灣過八十大壽時所攝,用毛筆在上款題了“鬆林老弟”,還簽了名,囑托秘書將來俟機轉交。直到1990年,霍鬆林才收到這幀照片。
  並非只有霍鬆林一人得到了於右任的幫助。於媛記得,有一年,一個素不相識的美籍華僑找到家裡,硬要給一筆錢,說是感激當年於右任資助了他,於家人沒有收。
  於中令回憶,臺灣當年工薪階層月薪千元上下,40元臺幣兌換一美金,於右任每月工資是五千元臺幣,按說不少了,可月月不夠花。他的工資除了家庭日常開支,其餘交給副官宋子才管理。宋子才經常接到於的“提款單”,不是救濟以前的部下,就是給了找上門來求助的一些人。到了月底,如有餘錢就去請朋友吃飯。
  西出義心為於右任寫過一部傳記《視金錢如糞土》,記載了於右任說的話:“別人有求於我,不要叫人家失望,拿錢去幫。誰都有廉恥之心,不要傷了來人的自尊心。家中有路,能來能往,為啥要讓人來得很苦呢。”
  於右任的秘書胡恆先生曾回憶說,於右任在臺灣的住處陳設儉樸,寢室很小,除了木床和書架,沒有別的傢具。於媛說,這就是我大爺的風格,“不置房子不置地”。
  臨終前伸三根手指
  臨終前,於右任已不能言語,只是伸出三根手指……
  於右任去世前二年,經常因病住進臺北榮民醫院。可過不了幾天他就鬧著要出院,“太貴了,住不起,我要回家。”堂堂國民黨的監察院院長,負擔不起醫療費,常常為花費憂心。
  1960年前後,有海外華僑多次匯巨款贈給於右任。每次匯來,秘書報告,於右任總是說一句,轉給大陸救災委員會,連錢數都不問。
  1964年8月,於右任病情加重,在家中暈倒了一次,拒絕住院。9月,他拔了兩顆牙,不料引起菌血症,繼發肺炎。11月10日,在臺北病逝,終年86歲。
  詩人逝去,詩作仍被傳誦。2003年3月,在回答臺灣記者提問時,時任總理溫家寶說,說起臺灣我就很動情,不由得想起辛亥革命的老人、國民黨元老於右任,在他臨終前寫的那首歌。溫家寶當即吟誦了《望大陸》,稱其為震撼中華民族的詩句。
  可這首詩的原作手跡、於右任1962年的日記在哪裡?似乎無人知曉。到了2013年,西安交通大學博物館館長鐘明善先生偶然得知,這冊日記本收藏在日本京都的西出義心先生手中。
  鐘明善大喜過望,西出先生原是他結識近30年的老朋友。2014年4月,鐘明善作為中國書法家協會代表團成員訪日時拜訪了西出義心先生。老先生鄭重地捧出了用灰藍色麻布包裹的於右任日記。鐘明善一見,立即以大禮叩拜。
  魂兮歸來。在於右任去世整整50年後,“望大陸”詩手跡首次回到故鄉。一時觀者如潮。
  在歷史風雲變幻的1949年,於右任曾有可能留在大陸。那是國共兩黨會談時,正在北平的張治中接到電報,“派於右任為特使,前往協助談判。”張治中覆電,“於先生暫勿來平。”於右任聞此跌足嘆道,“文白(張治中字文白)誤我!”他在詩中發出詰問,“雕籠何日啟重關?”
  囿於臺灣島整整15年,於右任要走了。臨終前,他已不能言語,只是伸出了三根手指。近侍猜測:還有三件事要說?先生搖頭;三民主義?先生搖頭;三公子於中令?先生還是搖頭。眾人不解。
  直到於右任去世後多年,有人才恍然大悟:先生那三根手指,指的是故土三原。
  (原標題:於右任《望大陸》手跡 首回故鄉幕後故事(圖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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